封建桎梏下的精神麻木——2025级 王添颐
日期: 2025-11-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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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Q是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名字,他的精神胜利法给人一种极其可悲的感觉,鲁迅先生的笔法时而欢快时而沉郁,欢快是为了反向衬托,而沉郁则是情感最直接的表达,表达对于黑暗中国底层愚昧百姓的同情和深深地无奈。
若要拆解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群像,便会发现每个角色都是时代的“注脚”。第一位便是阿Q,他是底层群体的缩影——在那个阶级壁垒森严的时代,他连拥有完整姓名的权利都没有,更遑论与赵太爷这类“权贵”同姓,仅仅因一句提及同姓的话,便换来了赵太爷一记响亮的耳光。阿Q是“不争”的,所有现实中失去的尊严、利益,他都能靠“精神胜利法”在虚无中寻回。可他从未察觉,自己真正失去的,是身为个体最该坚守的骨气与尊严。这份“不争”,让他将精神胜利法推向极致,却也让作者与读者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彻骨的无助与悲哀。而这份“不争”的根源,是他刻在骨子里的 “奴隶性”——这正是鲁迅先生抛出的核心追问:奴隶性从何而来?答案藏在那个 “老爷-奴才-不配做奴才” 的阶级秩序里,阿Q生来便被归为“不配做奴才”的一类,他的悲剧,从降生那一刻便已注定。
是黑暗的社会,浇筑了这一切的因果。

第二、三位,赵太爷以及假洋鬼子,他们是有权有势的“老爷”的代表。他们为所欲为,而且说一不二,但是赵太爷和假洋鬼子之间还有一个本质的不同,赵太爷是封建坚决的捍卫者,而假洋鬼子则学习了西方的思想,两相对比之下,假洋鬼子更为奸诈和油滑,他见风使舵,最终翻身一跃成为革命党,而赵太爷则作为封建势力,难以逃过被扫荡一空的结局。
仍是黑暗的社会,决定了这两类人的命运走向。
第四位,吴妈,是最具争议的“中间者”。她的出场次数非常少,而争议都集中在了吴妈唯一重要的情节,有的人说吴妈其实可以选择逃开,但是她却找来了赵秀才也就是赵太爷的儿子,阿Q被赶了出来还挨了一顿打,吴妈是个自私自利的形象,而且这还体现出她一点都不同情阿Q。设想一下,如果你遇到类似的事情,你必须立马做出决定,没有时间冷静思考,你会怎么做?所以,我觉得说吴妈自私自利可以,她确实是杀死阿Q的帮凶,但是把她判定为一个反面角色也或多或少有点过分。
这样的说法引发了我另外一种思考,当今社会的人们,大多数时候,都在以君子的标准要求别人,以小人的标准要求自己。说到别人的时候,会要求他们冷静理性地去同情别人,但是谈到自己,人往往能找到很多理由和借口。总能为他人着想的是圣人,吴妈的做法不过说明她是个普通人。
让我们现在来冷静地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况,吴妈同样是一个底层的佣人,她也是被压迫的群体的一员,她的处境不可能比阿Q好特别多,所以她会选择找来赵秀才自证清白,这种处境和选择很容易理解,她一无所有,所以她输不起,哪怕一点点损失对她来说都是惨重的,这种状态其实很好理解,而人们对她的批评在于她没有同情阿Q,那我想问那些批评她的人,你们同情她了吗?如果她选择自己逃开,总会有人嚼舌根,赵太爷才不会给她解释的机会。
终究是黑暗的社会,锁死了吴妈的所有选择,她别无退路。

但是我们需要时刻注意,鲁迅先生写的不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,而是一个个群像。阿Q代表了社会上的一类人,他们依然存在,自欺欺人是他们的底牌,他们从不做出改变;赵太爷之流又是一类人,他们自私自利,飞扬跋扈,通过压榨在他们身下的人而存活;吴妈则代表了最多的个体,他们在残酷的环境下失去了同情、失去了怜悯,也失去了生而为人最美丽最光辉的一面,他们只是麻木地辛劳着,为了生计奔走着。
这些人物的命运,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根源:那个黑暗混乱的社会秩序。那么,这个社会究竟病在何处?
当时的社会环境造就了赵太爷等统治阶级飞扬跋扈的特权,而这种特权的使用压迫着底层的百姓,底层的百姓斗不过只得忍让,这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统治阶级的特权,使得统治阶级的地位越来越稳固,特权越来越大,而底层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困苦,也越来越不敢发声反抗,就这样一条压迫链形成了,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,在世代人的骨髓中传承发酵,就形成了所谓的奴隶性。所谓奴隶性,就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荼毒——不管是不是我的错,都是我的错,我只有摇尾乞怜才能够苟延残喘。但是千百年下来,就像从众心理的猴子实验结果一样,人们忘却了他们为什么有错,或者说他们究竟有没有错,结果就是,他们甚至没有想过反抗,为什么不反抗?他们也答不上来,他们没有想过。而这正是最可悲之处。
同时,那个时代也是愚昧的,多年的思想禁锢,在前面所提到的荼毒深入骨髓的同时也给人们进行了洗脑。革命军是什么?该死。谁是革命军?不知道,反正该死。什么样的是真的革命军,哪些只是土匪?不知道,反正都该死。
这就是最可悲的地方了,人人愚昧,一个个看客伸长了脖子,看着为他们牺牲一切的人被处死,那是他们百忙之中的娱乐。他们都看着,他们不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,他们都以为事不关己,他们选择了高高挂起,但是实际上呢,不知哪天就会轮到自己。在那个时代,底层人被处死反而是一种解脱,被压迫就像钝刀割肉,求生不得求死不能。
鲁迅先生笔下的结尾,堪称最刺骨的讽刺:城里人因 “砍头不够刺激” 而气愤,更因将死的阿Q没在游街时唱戏而不满。试想:当一个人为民族解放奔走呼号,最终力竭被推上刑场,路边的“同胞” 却围着他吵闹,抱怨他“没唱两段助兴”,说自己“白来看热闹”——你拼尽全力想要拯救的人,正用看“表演”的眼神盯着你,他们的目光像一群饿狼的獠牙,而这些人,本是你奋斗的全部理想。面对这样的场景,又该作何感想?